在蒙元初入江南之時，在大部分地區並沒有發生萬眾抗元的事情，抵抗最為激烈的地方大多發生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及四川部分地區。其中緣由有忽必烈已下詔不準隨意屠戮百姓的因素在內，也有宋朝日益腐敗不得人心的緣故。但趙昺以為還是由於普通百姓被邊緣化的社會地位，從而決定其行為和生活空間的相對獨立性，對國家的概念淡薄的原因。

在臨安陷落之後，百姓雖然哭送舊主被俘北上，可非但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有些人還為伯顏修建了生祠，以謝其沒有屠城和縱兵劫掠，而伯顏也透過減免稅賦收攏人心。所以這種因應方式主要基於百姓以為元廷會善待他們，或其會成為更好的統治者之臆測。

所以一味從道德層面上斥之為甘心情願地認賊作父和寡廉鮮恥的亡國奴，也不可取。但趙昺從中仍不難發現，災難降臨之時，自保成為民眾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轉換關口，底層社會的立場也容易動搖。不過接踵而至的便是侵略者的貪婪本性，他們搶佔良田，擄掠人口為奴，而在極度恐慌的氛圍中，大多數受害者成了任蒙古人宰割的羔羊，大部分淪陷區普通百姓真正意義上的抗爭行動仍並不多見。

在元軍徹底平定江南後，隨著森嚴的統治系統的建立，元廷原形畢露開始增加課稅和徭役，使得百姓負擔愈加沉重。一些不堪重負的普通百姓開始逃亡，試圖反抗，從而爆發了一些抗捐、抗稅的起義，但是他們沒有政治目標，即便初時規模很大，甚至發展成數萬人，席捲數個州縣，卻往往很快就會被殘酷鎮壓，難以撼動元廷的統治基礎。這些起義雖打破了普通百姓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並未成為民族抗爭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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