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的一番話讓眾臣深以為是，江東可以說因太湖而興。農業可以說是社會經濟賴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土地是最根本的生產資料，耕地面積的擴大則是直接關係到農業的發展。靖康南渡，鎮江、常州、無錫、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線，也是大批移民落腳定居的首選之地，以至隨處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業之民”。

兩浙路和江南東路的東北部的移民遷入位居前列，而江南地區則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為密集。大量移民湧入，一方面因為人口劇增而造成對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為耕地的量的擴大和質的提高，為農業高度集約化經營提供了充分的勞動力。

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誥補授官資的方式勸諭開耕兩浙荒地；淳熙年間，孝宗繼續採取蠲放苗稅的政策，獎勵“兩浙民戶將已業土山，施用工力開墾成田”。在政策鼓勵和人口壓力下，當地農民改造開發低窪地，墾殖草葑茭蕩及退灘沙塗，耕植荒山土丘，在拓墾可耕土地的過程中，太湖流域的農民充分利用當地的地理條件，發揮聰明才智，開闢各種途徑，沙田、塘塗田、圩田、湖田、葑田等層出不窮，使可耕田畝有了可觀的增長。

農田的激增又促使各種水利設施工程的開發，在各種水利工程綜合效應下，太湖流域的農田建設大受惠益，成為宋代全國水利田最密集的區域，集約化農業的首善之區，成為天時、地力、人工的統一體。而糧食生產是封建社會農業經濟的最主要的內容，也是衡量一個地區農業水平的主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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