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劉因的質疑，鄭虎臣接過了話題，他作為大宋秘密情報機構的首領更為了解社會黑暗的一面，而當前一個‘老吏’身份，也更容易讓人信服。

在元朝平定南宋後，統治者對江南地區採取較為粗疏的管理，以致統治勢力難以深入基層社會，不借助當地有名望的地主、士紳之手來管理。但漢地的地位又太過重要，光是南宋舊地的江浙、湖廣、江西三個行省的稅糧一項，所收便達六百四十九萬六千零一十八石，佔全國稅糧總數的五成還多。

在這種情況下，元朝統治者不得不沿用原南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保留原有稅制的基礎上，元朝政府還承認並保護南方原有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進而放任地主富民集團的發展。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算是“雙贏”：元朝的軍國所需與北方貴族及官僚的奢靡生活都有了保證，南方地主利益也實現了“最大化”。

在這種“寬縱”政策的包庇下，南方地主的權勢惡性膨脹，民間更是有說“一家雄踞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的說法。所以蒙元朝廷裡的色目商人就算把“撲買”的金額定得再高，也影響不到這些地主的利益，因為所有的稅賦以及包稅人中飽私囊的部分都壓在自耕農身上。

有人提出，江南一帶地主隱匿土地的現象很突出，如果“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按理說，這是有利於元朝廷的事情，可時任官員卻以“江南之平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的藉口予以暫緩執行。箇中緣由，無非是擔心影響到“富民”集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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