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之所以輕車簡從的秘密出行，並非是心血來潮，而是早有此心。近些年他感覺隨著對蒙戰爭的勝利，已經扭轉了在軍事上被動的局面，攻滅蒙元收復中原只是時間問題，即便二次北伐失利難以達到既定目標，但隨著其被逐步的削弱，只是晚幾年的事情。

而隨著領土的擴大，人口的增多，如何治國成了趙昺直面的問題，這幾年他立志革新，打破了昔日的政治格局，改革官僚體系，力促形成新的經濟體系，改變千百年來依賴農業的財政制度，都是試圖建立一個適應當前社會的制度，實現長治久安。

不過趙昺也發現隨著自己地位的穩固和權威的建立，他的主要精力皆消耗在文牘上，只能透過一卷卷奏表來了解社情和民情。即便他還有來自地方牧守之臣的密摺和事務局收集的政經情報，但仍然難以直觀的看到現實世界，體驗到百姓真實生活的情況。

這倒不是說官員們不盡心盡職，而是千百年來早已形成報喜不報憂的陋習，喜歡粉飾太平，即使被發現也會以瑕不掩瑜來為自己開脫。這其中自然有為了謀求政績，自己前途考慮的意圖，卻也有讓皇帝‘省心’，不必為國事煩憂的意思，這種傳統導致敢於說實話的耿直敢諫之臣反倒成了鱗毛鳳角。

趙昺除了必須的祭祀和慶典外，每年出宮的機會少之又少。而出行身邊也是百官隨行，護軍前呼後擁。且皇帝出行的路線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沿途要實施戒嚴，百姓迴避。如此嚴密的保護下，別說與百姓親近體察民情，就是神鬼都難以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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