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昺的督促下，朝廷方面也在想方設法的尋求滅蝗之策，朝野上下紛紛上書獻計。這些奏疏經過中書省審閱後轉到他的案頭，趙昺仔細看過，大略分為三類：

一是以為大宋連年征戰，殺戮太重，此禍乃是上天的警示，讓他祭天請罪，下罪己詔；二是由朝廷下旨，督促地方官員全力滅蝗，而採取的措施無外乎那些提到的方法，並沒有多少新意；此外有一種卻有采用蒙元慣用的防蝗、治蝗措施。

裝神弄鬼的事情趙昺最討厭，儘管奏疏中說的天花亂墜，也根本打動不了他，這種東西一律駁回，並加以訓斥；第二種趙昺覺得倒是中規中矩，也不能說錯，只是操作起來還是很有難度的；但是採用‘胡法’的條陳，寫的十分詳細，又有可操作性，讓他有些心動。

其實趙昺經過北伐，走遍了淮河兩岸，讓他對史書一些所言產生了極大的質疑，事實上他發現蒙元方面對於農業還是很重視的，尤其忽必烈非常重視“農桑業”的發展，即位之初就“首昭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因此極為重視水利的修建及對各種災害的防治。

在趙昺看來兩淮地區的農業發展雖不能說盡善盡美，但應該說好於女真和南宋統治時期，當然這也有客觀因素的存在，畢竟南宋在兩淮地區先於女真，後與蒙古人在那裡打了近百年。敵我雙方你來我往，都試圖破壞當地的基礎設施，還動不動就扒開河堤，以阻擋敵軍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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