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摘指’完朱熹，好像還不過癮，接著說道：“朱文公在被彈劾之後，他並沒有進行堅決的駁斥，而是上書認罪，這其中有人說是為了儲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著作；也有人說定有其事，否則為何認罪；還有人說完全是汙衊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認罪。但吾以為不論真假，其一旦認罪便坐實其過，即讓皇帝失去了庇護其的理由，喪失了實現理想的機會，也讓門人子弟受到了牽連，實是不智之舉。”

“唉，這也許就是命數！”王應麟能說什麼，只能嘆口氣道。

“陸象山也是這個毛病，吾對他們敢於直言上諫的勇氣，亦是十分欽佩，但同樣是不知為官之道。”趙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國子正的實職。上任之初，登門拜訪者甚多，其嫌頻繁應酬，難有閒暇，便閉門拒客。此舉看似清高，但是也將自己隔離，失去了宣傳自己理念，結交朋友的機會，使自己陷於孤立。”

接著，趙昺又講了陸九淵在京中任職的幾件事。他即到太學講課，首講《春秋》六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他自己的華夷觀點：華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貴而夷狄賤。中國可貴的是它禮義之邦的文化傳統。夷狄之所以“賤”，是因為其不知禮義，而是靠野蠻的武力侵略，因此縱然“盛強”，而最終禮義卻將無所措置，這正是“聖人之大憂”。

趙昺以為這番言論便不合時宜了，因為孝宗皇帝在隆興北伐失敗之後，在內外政策上都轉向平穩。朝廷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寧的昇平景象。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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