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王應麟的擔憂，其實也可以說是朝中許多重臣都有此憂慮，趙昺心知肚明，他也多次利用這個來‘脅迫’眾人屈從。但是他也十分明白，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創造一個意識形態和政體的難度恐怕比消滅蒙元的難度還要大，而對於他這種不學無術之徒來說也就只能省省了。

人所共知，儒學自孔子建立學說已經存在和發展了兩千年，自漢朝獨尊儒學後的千年中原王朝皆以此作為立國之本，甚至少數民族政權也青睞有加，自上而下形成了以儒治國的理念。雖說是皇權社會，實際上統制國家的是士人階層，甚至有士人吹噓，國家乃是士人之天下，皇帝反而是他們的傀儡，雖然在某些時候確是如此，但你讓皇帝們聽了心裡是多難受啊！

趙昺作為現代人，自然知道宋朝開國後，太祖推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將儒學提到了至高無上的高度，士人的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為後世計程車人們贊為最美好的年代。其中出現了許多勇於為民請命，為國捐軀的大家，也有不少改革進取的有識之士，可也出現了史上最多的民族敗類。

開宗立派，趙昺一直以為那是聖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自己是萬萬沒那個本事推翻一種延續了上千年的體制，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且還有一個不能為外人道哉的原因在其中。

按照一些史學家的說法，儒學是孔子在周禮上發展創新而立。周禮的作者是周公，而這個周公不是別人正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實打實的統治階級。屁股有時決定腦袋，作為統治者我們讓他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想問題，那是強人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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