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後人的角度，再來看這場關係明清雙方最終命運的松錦大決戰，明朝之所以敗得這麼慘，其實是有好幾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來看清朝方面，皇太極在李嘯掃滅金州、斬斷清朝龍脈，以及活埋了清朝龍興之地赫圖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極都堅定的不為所動，死死地盯住最終目標，就是要奪佔遼西，消滅那十三萬明軍。這戰略目光和堅忍毅力，連死對頭李嘯，都不得不為之佩服。而在松錦大戰中，皇太極對戰略打擊目標的選擇，作戰時機的掌握，用兵方略和臨陣指揮等方面都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最為突出的是：他善於以已之長攻敵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將善於奔襲野戰之長，為了避其不長於攻堅城之短，因此在松錦大戰中，始終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誘取明軍主動來戰，最終不僅消滅了洪承疇率領的十三萬援軍，而且困逼松山、錦州、杏山的明軍守將獻城投降，摧毀了明軍經營多年的寧錦防線，為進取中原鋪平了道路。而對於明朝來說，這次松錦大戰失敗，後果就實在是太過嚴重了。此次戰役失敗，致使關外明軍精銳盡喪，松錦杏三城俱失，造成這種慘敗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敗，在此戰役中反映尤為突出的有以下幾點：第一點，便是盲目催戰。當時崇禎皇帝、兵部尚書陳新甲等人，偏信“原屬刑曹，本不知兵”的遼東監軍張若麒輕敵冒進之言，一味催戰。因此，洪承疇“輕進頓師，進不能突圍，退不能善後，形見勢絀，……遂使重臣宿將選率驍騎，十萬之眾，覆沒殆盡”。第二點，便是督監不和。薊遼總督洪承疇根據關外兵力和錦州守將祖大壽“逼以車營，毋輕戰”的意見，主張且戰且守，步步為營，逐步向前推進以解錦州之圍。而監軍張若麒卻反對，“振臂奮袂，扶兵之勢，收督臣之權，縱心指揮”，於是明軍“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無可為矣”。總督和監軍兩者互相掣肘，明軍不知所從。第三點，則是指揮失誤。洪承疇雖然精通兵家權謀，由於考慮到個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從於陳新甲、張若麒等人的權勢。當“陳新甲趣之，未免輕進以頓師。”時，他就孤軍深入；當“張若麒惑之，倏焉退師以就餉”時，他就率軍南逃。因此，洪承疇在指揮作戰上，表現出猶豫和動搖，這就必然導致明軍失敗。第四點，則是將官畏死。明軍在松山與清軍對陣時，兵員和火器都勝於清軍，本應決一死戰以解錦州之圍，但是一些明軍將領畏死，卻棄戰南逃，如總兵王樸為了自己活命，不顧全軍安危，違約先遁，造成明軍松山大敗。又如明廷為了解救洪承疇，命順天巡撫楊繩武、兵部侍郎範志完率軍赴松山解圍，可是“皆斂兵不敢出”。[1]以上四點，最終導至了明朝在遼西的悲慘結局，自天啟至今苦心經營的防線毀於一旦。松山、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壽舉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京師大震，王樸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開庭審訊。御史郝晉發言：“六鎮罪同，皆宜死。”“三桂實遼左之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但姑念其（吳三桂）守寧遠有功，可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等貶秩，充為事官。”獨斬王樸，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處死王樸。職方郎中張若麒被處以死刑，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給予削籍的處分。吳三桂受到降級處分，鎮守寧遠。松錦大戰標榜著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明朝在遼東的最後防線僅剩下山海關的吳三桂部。從此，明朝山海關外，僅剩下寧遠一座孤城，關寧錦防線徹底被摧毀。在此次戰役中，雖然明軍由於上層指揮的失誤而遭遇慘敗，但廣大明軍將士“視死如歸，鮮有乞降者。擁荷其將，立於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禮，死而後已”[10]，蹈海死者以數萬計，展現出了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時人談遷評價道：“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皇清開國方略》謂：“太宗神謀勇略，制勝出奇，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指顧而定。”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師，乾清宮。皇帝象一個木偶一樣，呆坐在龍椅上，彷彿一名耗盡了全身力氣的人一樣，癱坐在龍椅上。又敗了，又是一場地慘不忍睹的徹底大敗。十三萬精銳，就此徹底折損，關寧錦防線徹底被摧毀，關外僅剩孤城一座，而諸如洪承疇祖大壽等明朝文臣武將，大批降清，讓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實力，更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崇禎幾乎恐懼地想到了，在這些精銳大軍被清虜徹底消滅後，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無人能制了。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殺的前禮部尚書，號稱楊閣部的楊嗣昌，崇禎暗想，也許，楊嗣昌在的話，一定會極力勸阻自已不要去興兵救援錦州，以至十三萬大軍全軍覆滅。這一刻，皇帝突然老淚縱橫。他不會知道，在崇禎十七年初，當李自成的農民軍從陝西渡過黃河，橫掃山西時，崇禎皇帝在一次高階官僚參加的御前會議上，面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顯得悲涼而無奈，感慨萬分地對他的大臣們道出了思慮已久的心裡話：“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非亡國之君”，寥寥六個字，發自肺腑，是對兵敗如山倒，無可奈何花落去，內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論，在明朝十七個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為昏庸的一個，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清朝國史館編撰的《明史》也對他高度評價：“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由此可見，他的自我評價“朕非亡國之君”，並不是文過飾非的誇張之詞。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滅亡了，於是乎歷史讓他背上了“亡國之君”的惡名，似乎有點不太公平。人們只能感嘆他生不逢時，進行委婉的解釋。《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那意思是說，明朝滅亡的禍根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一手種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師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把上述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說：“熹宗（按：即天啟帝），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按：即崇禎帝）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這種鞭辟入裡的分析，既揭示了歷史的真相，也反映了歷史的無情，讓並非亡國之君的崇禎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國的悲劇。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羅斯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鉅著《戰爭與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歷史的奴隸。”在一般人看來，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無邊的，可以向任何人發號施令，似乎也可以向歷史發號施令。其實不然，正如託翁所說，人類有意識地為自己而生活，卻在無意之中，成為達成全人類歷史目的的一種工具，皇帝也不例外。歷史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集團生活，將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間，當作達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為自己而利用這個道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皇帝是歷史的奴隸。崇禎皇帝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然而大勢已去，迴天乏力，所以向大臣們吐露了自己的內心獨白：“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在臨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裡，他常常暗自嘆息：“朕不自意將為亡國之主！”明朝滅亡以後，遺老遺少們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崇禎皇帝不是一個亡國之君。復社詩人吳偉業的《圓圓曲》，以“鼎湖當日棄人間”的詩句來緬懷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學名著《綏寇紀略》對逝去的皇帝崇禎皇帝給予高度的評價，大意是：皇上焦勞十七年，作風恭敬儉樸類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斷類似嘉靖皇帝。處理公務機敏迅速，手不釋卷，喜好讀書、寫字，書法逼近歐陽詢，有文武才，善於騎射，力挽強弓，每發必中。他勤於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憊不堪才休息。上朝時儀表端莊，給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勢莊重的感覺。這樣一位恭敬儉樸、英毅果斷、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個亡國的下場，不免令吳偉業這樣的遺老遺少嗟嘆不已。《甲申傳信錄》在“睿謨留憾”的標題下，如此評價崇禎皇帝：英毅果斷，繼承萬曆、天啟的政治遺產，撥亂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擊邪黨，勵精圖治，勤於朝政，希望出現中興之治。然而邊疆戰事頻發，中原內部空虛，饑饉連年，盜賊橫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國。嗚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從來不曾開懷舒心，留下多麼大的遺憾啊！該書寫這些話的時候，崇禎皇帝已經死去，用不到拍馬奉承，這是野史以秉筆直書的筆法，為後人留下一段信史，應當是可信的。事實確是如此。崇禎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因為他必須面對一個爛攤子，邊疆武備廢弛的許多積弊，百姓生活的長久貧困，官場陋習的陳陳相因，都必須面對。所以他經常舉行御前會議，當時稱為“召對”。這種召對極為鄭重其事，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錦衣衛的官員，都得參加，內容是商榷國事，改革積弊，推行新政。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罕見的勤勞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務都要親自處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辦公，一直到深夜，沒有假期，沒有娛樂。在這點上他與朱元璋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整日憂勤惕厲，寢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後來的皇帝大多視為虛文，特別是到了隆慶、萬曆之際，公然改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後索性連三六九也“免朝”了。崇禎皇帝恢復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幾年如一日地堅持著。崇禎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與群臣共同裁決政事，只有少數節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應該上朝；上朝完畢後，如果大臣要請示報告，可以報名，聽候召見，如有大臣從中阻撓，以“奸欺”罪處死。如此十幾年如一日，無怪乎他要慨嘆“夙夜焦勞”了。然而，他的“夙夜焦勞”並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麼緣故呢？早在崇禎五年，兵部主事華允誠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諱地指出，朝政的“可喜”與“可憂”之處。大意是說，三四年來，皇上焦勞於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煩瑣，臣民解體，人才損失，國家受傷。終於形成這樣的局面：皇上焦勞於上，諸臣舞弊於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諸東流。他從三個層面進行分析：第一，主事者藉口皇上剛毅嚴明，大搞嚴刑峻法；藉口皇上綜核名實，大搞錙銖必較，終於使得官場競尚刑名，追求細碎，把皇上圖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諸臣鬥智的捷徑；第二，率領部屬的大僚，一再驚魂於向皇上認罪，監察官員埋頭於撰寫彈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問稅收錢糧，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牘文書的較量；第三，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勢，大臣只有分立門戶的念頭，意見分歧，議論紛擾，致使“剿撫”的大計等同兒戲，人才的用舍舉棋不定。只是，國事的日漸頹唐與衰敗，真的只是這個原因嗎？當然不是，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崇禎無法回答自已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明朝漸漸走向滅亡的原因，也許只有從後世穿越回來的李嘯，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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