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望日這一天的朝會上，沈哲子果然不負眾望，提出了一個“不循不隱，事斷於公”的口號。

不徇私舞弊，不為尊者隱晦，一切事務惟求公堂昭然，這在後世看來，或是一種無需申辯的政治正確，哪怕在具體執行中總要打一折扣，但在意識形態中的正確性卻是無可置疑。

但在當下這個時代，尤其是在兩漢以來豪強不斷做大、已經演化成為門閥執政成熟體的東晉政局中，這一政治口號絕對具有著振聾發聵的震撼力。

中興以來，行政執法向來遵從一個循禮循情的主旨，大多數時候，情甚至還要在禮之前。比如王導的寬以待人，網漏吞舟，不以苛法待士。甚至就連庾亮這個所謂刑名執政，其酷厲更多的還是體現在對宗室和政敵、尤其是方鎮力量的制約和打壓，真正於律法上的建立其實缺缺。

包括在真實歷史上，桓溫擔任荊州刺史，屬官受刑，棍棒只從官服擦過，其子桓歆笑譏棍棒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溫卻是嘆言猶患其重。所謂慈不掌兵，甚至就連桓溫這樣手握重兵的分陝方伯，都要以簡刑為美！

人性中的惡向來都是縱容出來的，沒有天生的壞種，小及懷抱嬰兒，一旦驕縱成性，待到長成有了更大的作惡能力，都是不可收拾。

其實從沈哲子的立場而言，依法治國也不是要打造一個承平且井然有序的世道，當他成為真正的掌權者，思考問題自然要從整個國家的體量而出發，所關注的重點也不是具體人事感受，而是因為這是一種最簡便可行、節約成本同時又免於爭執的治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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