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泰山歸來後，劉皇帝安分了許多，也不得不安分，整個帝國也因為各項事務，紛擾了將近一年了。

當然，這其中除了對封禪帶有自我批判總結的因素，也因為實在是折騰不動,也不好折騰了。

一場水疫災害，波及廣泛，幾乎導致整個河南、半個河北元氣大傷，這些都需要時間來慢慢休養恢復。

緊接著，又是中原、淮南、江南的糧食減產，造成了一定範圍內的饑荒，雖然沒有餓死個幾萬人，出現大面積的流民,但多少給朝廷添了些麻煩。

在劉皇帝封禪泰山的同時,大漢是生了些病的，但哪怕只是感冒傷風，也需要用心調養的。大概是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劉皇帝不得不少事守靜。

雖然嘴裡一直在說，不斷表示，他奉行垂拱而治，國家有太子幫忙盯著，朝政有趙普等宰相幫忙處置，他可無憂，安居龍庭納福。

而這些年，尤其是二次北伐之後的這些年，劉皇帝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可以肯定地說，在劉皇帝在位的這二十五年中，就屬最近的三年，他最為懈怠，對朝政的干涉也最小,基本將大部分的朝政事務權力都下放到政事堂。

哪怕是封禪的事，劉皇帝都顯得漫不經心的,沒有過多參與，一切都由趙普等人在下面安排到位後，再行下詔。至多在中原大災後，面對趙普對籌備事宜的請示，稍微表了下態。

若不是因為開寶十年的大災，劉皇帝的存在感或許還要更低，不會那麼積極地下詔發聲，鼓勵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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