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佐站在帳篷門口，看著眾將魚貫走出，他能夠感覺到那一道道怪異的目光，他知道眾人心裡想的什麼，但他並不在乎——任何軍事計劃都只能有一個主要目標，而不是兩個，所有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圍繞這個目標而進行,“既要又要”在戰爭中是荒謬可笑的。

大唐在東北方向的戰略目標是消滅高句麗，結好新羅是為了這個、蘇定方領十萬大軍渡海遠征百濟是為了這個、滅百濟後立即撤兵也是因為這個。

在這個計劃中，泗沘駐軍的任務並非平定百濟，而是保持大唐在百濟的軍事存在，打破百濟、高句麗、倭國對新羅的包圍，確保其有能夠餘力支援唐軍對高句麗的征伐（即向圍攻平壤的唐軍運糧）。

這也是為何百濟亂起之後，以檢校帶方州刺史的身份渡海而來的劉仁軌手頭並沒有多少軍隊,不得不依靠新羅出兵相助才在熊津江口取得了勝利,抵達泗沘城。——無論是遠在長安的唐高宗,還是蘇定方等前線指揮官眼裡，都認為應當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有決定性意義的平壤和遼東戰場，而百濟唐軍只要完成牽制的任務即可。

如果百濟唐軍此時在任存城下與百濟人進行會戰，打輸了自然不必說；即便是打贏了也沒有足夠的後繼兵力來諸個攻打叛軍控制的諸多山城，擴大戰果，反而會削弱現有的力量，給新羅人乘虛而入的機會。所以在王文佐看來，這種無意義的戰鬥根本沒有必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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