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這些謀劃部署，能一一落實下來，也將標誌著大明的境內，呈現三橫兩豎多支脈的新境遇。”

小農經濟下的封建王朝，可以說是歷朝歷代，對治河湖事都極為重視，畢竟這關係到國之命脈。

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對待黃河和大運河的重視，那絕對是歷朝歷代之最。

黃河若敢氾濫，某處河段若敢決口，那形成的破壞力，是難以形容的，所過之處，唯有用澤國來形容。

大運河若敢出事，那直接危害到京畿安定，動搖國本，時間敢拖延的再長點，不知多少地方揭竿而起。

“在這段時間裡，朕查閱了關於這方面的案牘，發現存在的不少問題。”

崇禎皇帝繼續說道：“各地對於治下河道、湖泊的重視不高，甚至對擴寬堵塞河道，清除淤泥，修建水渠和水庫等事，往往都是出現問題了，向朝廷報備上來，眼巴巴的盯著國朝調撥的銀子，才組織治下百姓解決。

這種被動消極的態度，是導致大明治下，每出現水災和旱災，就會造成嚴重的災情，甚至是不好的情況出現。

所以落實河長制和四大協理衙門，必須要同時推動開，至於後續所擬定的謀劃部署，可逐年落實下來。

同時為堵住地方官員的嘴，增強總河衙門的權勢，四大協理衙門一事，必須第一時間謀定和落實到位。

而這個地方河長制，可先行在北直隸試行，北直隸巡撫，兼任北直隸總河長，治下的府州縣，兼任各級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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