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4日，立春。

蓉城。

《未來屬於中國》出版已有兩個月零八天，銷量接近120萬冊。不但國內外媒體紛紛上門採訪，各大城市的書商也積極聯絡，想要給宋維揚搞什麼現場籤售會。學校方面，法學院的領導也想讓宋維揚搞演講，談一談他對未來中國的期許。

宋維揚不勝其煩，期末考試一結束，便陪女朋友回蓉城考研。

《中國可以說不》的五位作者則剛好相反，媒體採訪來者不拒，簽名售書每週都搞。最滑稽的是，他們在京城的那場籤售，由於中途賣斷貨了，新華書店居然緊急調來一堆盜版賣給讀者，然後讓原作者在盜版書上簽名。

在非典爆發以前，考研時間並不固定，一般是在1月末，也經常在2月初。這給考研者平添了幾分苦逼，因為往往是春節前後，過年都過不舒坦啊！

就拿92年來說，大年初幾，離元宵節還遠呢，學生們就一個個走進考場。

今年還算不錯，考研結束後剛好能回家過小年。

考點並未封校，宋維揚坐在校園裡，優哉遊哉看著書。等林卓韻把英語考完，一本《語言與符號權力》已經被他看了四分之一。

這本書很有些意思，作者布林迪厄認為，語言交流也是群體權力關係的一種變相表達。任何語言交流、運用和表達，都包含著交流雙方在社會空間、位置的相關因素，比如性別、教育、階層、地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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