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站在思想政治的最高處，那誰就是皇權之下最有“話語權”的人。

而教材，無疑是體現這種高度最重要的標誌。

正如儒家，藉助四書五經這些教材，統治著無數讀書士子的思想與靈魂。

四書五經是先輩編纂的教材，幾千年來就沒怎麼改動過，直至宋代，一個名為朱熹的傢伙，批來批去，也搞了幾本批註式教材，結果颳起了“程朱理學”的風潮，又開始影響大明。

原以為這輩子沒“出書”的希望了，現在大好機會擺在眼前，解縉如何能放過這次機會，要知道一旦握著思政教材的編纂權，那就相當於在思政教材上寫上了他解縉的名字，這是要留名千古，影響萬世的。

什麼禮部不禮部，絕不能讓他們得逞。

解縉發動反擊，直指禮部“革新教育不到位，府學、州學、縣學中推行雜學不力”，藉此說明禮部沒有能力，沒有貫徹皇上的教育主張，據此說明“無能之士焉懂思政之本，若授予禮部，豈不是言禍萬年？”

禮部依舊抓著思政學府“僭越專權”，“欲收人心”的問題不放，並開始影射內閣解縉，甚至還提到思政學府內部有人“結黨一派，自成勢力”，就差直接點名解縉了。

吏部下場，認為應該嚴查結黨一事，刑部很快便表態支援。

戶部尚書夏元吉看了看混亂的朝堂，決定以公務繁忙為理由，拒絕參與鬥爭。工部尚書鄭賜也不想參與，正忙著會通河之事，哪裡有時間管你們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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