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明報月刊》

潘耀明

我是一九九一年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報月刊》統共十七年，那是處於上一個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路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報月刊》的，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二十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應王世瑜兄的邀請，在《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辦公室內。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嘀嗒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著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半刻鐘後，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遞了一份剛書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還是某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我還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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