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被有些人抓住機會蠱惑造謠，在抓捕了薛永恆全家後，他立刻將派人去聘請了大量的文人墨客。

由他們來為自己撰寫公之於眾的告示，將前後經過，以及道德大義名分，全部寫的清清楚楚，冠冕堂皇。

並將皇帝的聖諭內容，也專門挑選了一些寫在告示之上，比如這違抗諭令的，應該怎麼處置，他李之才，又能不能處置。

這一番操作，可以說堵住了許多人的嘴，至少他不會被某些人說成蓄意造反，兵變亂黨之流了，名分是正義的。

而且這告示就張貼在最顯眼的地方，街道各處還有專人在那裡無時限的宣讀，不管你識字不識字，都能夠清楚的知道，今日之事所之為何。

而這些善於雞蛋裡挑骨頭，死命鑽牛角尖計程車子和讀書人，自然是知道的。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強忍著內心的憤怒和怨恨，在行刑之前和行刑過程中一言不發的原因。

見李之才提起了告示內容，這些年輕計程車子也聰明的沒有去接這個話題，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爭論不過的。

他們只能去挑刺，尋找李之才的行事漏洞，和他有違公允的做法行為。

而他們之所以敢於站出來當眾與口伐李之才，就是因為他們找到了漏洞，有了勝利和翻盤的希望。

這個漏洞，就是大明朝從未有過的，軍隊執法，且不經審問和核對罪名就直接處以極刑的做法。

尤其是這對婦孺老幼一併痛下毒手的行為，毫不誇張的說，在他們的認知中，這已經是引起了人神共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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