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對國朝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在財政日益困難的情況下，朝廷實行兩稅法，由古代的“舍地稅人”轉向“舍人稅地”方向。人丁，不再是徵稅的衡量標準，資產才是，故極大得罪了權貴。

但朝廷財政困難，從富人權貴身上弄錢的想法非常迫切，最後還是執行了下去。

兩稅法的推廣，造就了商業的日益繁榮，商業方面的稅種逐漸增多，不再是安史之亂前那種可有可無的狀態了。

商業的繁榮，帶來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比如今日前來興道坊府邸的富商大賈，都是乘坐裝飾考究的馬車來的，而且遍身羅綺，僕從如雲。

商人亦可做官，國朝不少官員本就是商人出身。

時人對經商之羨慕也溢於言表，商事詩多得數不勝數。文人也收受商人錢財，在題壁詩中加入商業元素，其實就是打廣告。

拓跋思敬已來長安數日。

他現在是一個標準的商人，從綏州販賣牲畜來關中。

靈夏一頭羯羊二百多錢，關中有的地方四百餘錢，有的五六百錢，長安甚至更高，這就存在了巨大的牟利空間。雖然不像有的商品動輒幾倍、十幾倍利，但羊的需求量大啊，走量的東西，哪怕不到一倍利，也是值得做的。

關中這百餘年來，算是承平的了。偶有幾次戰事，也是區域性性的，且很快就平定。最嚴重的巢亂，也沒有波及到京兆府北部、西部，經過了七八年時間的休養生息，百姓又緩過了氣來，生活走上了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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