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飛抵赫爾辛基,是在晚上。
最後一程遇上湍流,機身顛簸不停,滿艙的乘客驚呼、祈禱,終於機輪觸地,個個如釋重負。
大概是因為傷勢反覆,衛來睡得昏沉,沒有做夢,只覺得身在船上,浪頭不息,一波又一波,不知道要把人推向哪裡。
空乘叫醒他,示意可以下機了。
進入機場大廳,人聲鼎沸,高高的色彩絢麗的廣告牌上,是芬蘭大學生們年輕明快的笑臉,上頭寫著——
“給春天戴上帽子!歡迎來到赫爾辛基,戴帽節!”
邊上是大液晶屏的日曆計時。
每年的四月三十號,又叫戴帽節,是芬蘭人慶祝春天到來的狂歡節。
四月已近尾聲。
衛來一身夏裝,剛出機場大門,就凍得一個激靈,趕緊折回,隨意買了件外套,裹上了又出去。
自己都覺得好笑,四月的一頭一尾,程度不同的春寒料峭,他兩次回赫爾辛基,都穿得不倫不類,一次裹邋遢汙髒的獸皮,一次清涼到讓人側目。
回到公寓樓,照例先去埃琳的酒吧,進門之前,看到門楣上那句“Wecareabouttheworld”。
他仰頭看了好一會兒:他說出這句話時,自己也不是很關心時事,只是嫌棄埃琳連中國都不知道;而埃琳把它作為店名,是因為覺得這是很好的噱頭。
——“衛!我可以在酒吧放新聞啊,赫爾辛基還沒有酒吧這麼做過!多新鮮。”
一再提及,通常心不在焉,真正卯定去做的,反而很少宣之於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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